梁启超的这种“内热”的性格倾向，正是他于动乱之时坚持中国新文化设想的“内驱力”。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执着求真的勇气。他“学问欲极强”，对各个方面的知识都愿涉及并加以研究，且没有成见。
即使他的思想与其师康有为的主张有分歧，他也能不为康所左右且坚持己见而，因此，梁启超的这种尤爱真理的性格，使他能紧跟时代潮流，于动乱之时大规模地传播西方思想文化。
当然，毕竟涉猎范围太广，梁启超在许多领域的研究确实不够深入，显得肤浅，容易给人务广而疏的印象。
不过，就当时情况而言，中国正处在对西方文化思想了解不深的“学问饥荒”的过渡时代，中国急需放开眼界，洞视全球，了解世界学术文化趋势。因此，广博的介绍要比精深的研究更为必要和紧迫。所以，梁启超的务广而疏正，是顺应社会潮流的一种历史选择。
由于对现实认识的偏差，容易造成主观认识偏差，这样，思想就常常容易脱离现实。面对剧烈变动的近代社会，梁启超随心所欲的解释，后又经过某些重大事件，使其对现实认识不断修正，这是造成其善变的主观原因，也是梁启超主观认识不断完善的过程。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他以政变目击者和变法积极参加者的身份，详细记载了戊戌政变事件的情况，对变法失败进行了认真的反省和总结，他放弃了“变官制”式的变法，成为了一个文化救亡论者，由此促成了他的文化思想的第一次大的转变。
对现实认识的不断修正最显著的例子，要数欧游归来后中西文化观的改变：年，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闹剧的发生，使梁启超对中国的政治失望至极，于是携众人开始游历欧洲各国，打算切身感受一下西方的先进，并最终为中国未来寻求出路。
但是欧游归来后却发现西方世界，根本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甚至可以说是完全颠覆了在他们心目中的印象。
欧游也成为了梁启超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性事件。他本是因为对中国现状的失望，而去求救于西方的，却没想到西方的现状带给他更大的失望。
这次欧游使他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方面是对西方文化的态度由崇拜转向否定；另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由“离异”转向“回归”。正是因为他对现实世界的正确认识，才决定了梁启超晚期中西文化观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