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苏克拉提是继优西比乌之后心智最开明的古代教会史家。他的《教会史》涵盖了从年至年共年基督教官方化最为关键的时段，从而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一手研究资料。
该作品不仅反映了作者具有丰厚的古代文化涵养，而且揭示出其拥有容纳异言异行的伟大胸襟。作为一名具有理性头脑的教会学者，他在融合基督教信仰与希腊罗马古典传统的过程中，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坚持君主事功与教会事务并叙的原则，这便使得其作品大大超过了狭义教会史的界限，变成了一部政教并重的历史，这一点是优西比乌、苏佐门及提奥多雷等同名作品所不及的。
他坚持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的原则，体现了一名历史学家的基本品格和素养。其作品文辞简朴平实，用语雅而不涩，俗而不粗，可谓雅俗皆宜，是一部不同凡响的教会史杰作。
20世纪初著名的教会史作家亨利·瓦士，称该书超越了仇恨和敌对的意识形态局限，用最为完善的形式呈现了那个时代的教会历史，其所保存的教会史原始资料尤为珍贵。
年，另一位西方作者切斯纳特在《最初一批教会史书》一书中，认为苏克拉提虽然对神学争端不太感兴趣，但他具有自觉纠错和追求真相的历史学家之本能和素养。
年，《早期基督教百科全书》的撰述者弗里古森指出，苏克拉提谙熟古典文化，具有包容精神，是一名当之无愧的“人文主义者”。21世纪初的研究继承了上个世纪的传统。
例如罗厄巴切尔就断言，苏克拉提的古典学识，比起优西比乌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勒品也对苏克拉提学养的丰厚和学风的严谨表示了高度的赞赏。不过，这些研究往往只侧重于问题的某个方面。对苏克拉提及其《教会史》作出较为系统的综合性评述，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行家。
生平事迹及著述构架。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晚期古代是一个连接古典文明与中世纪文明的至关重要的时代。根据当代史家约翰森的说法，在晚期古代，社会的中心价值日益由政治向宗教转化，信仰逐渐成为联结个体、国家及社会的主渠道，先前政治优先的原则最终被信仰优先的原则所取代。
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专门记述人民信仰生活的教会史应运而生，优西比乌在这方面无疑拥有开创之功。可是，优西比乌的卓越，却丝毫未能遮蔽住另一位著名教会史家苏克拉提的光芒，尽管后者从前者中获益良多，但后者的独特优势也是不可小觑的。
众所周知，提奥多修二世统治的时代（—）相继出现了三部同名的历史作品，即苏克拉提的《教会史》、苏佐门的《教会史》及提奥多雷的《教会史》。由于这三部作品在基本构架、叙述脉络及主体内容等方面大致相似，6世纪中叶的教会作家卡西欧多鲁便将其摘抄后汇编到一起，取名为《三部教会史概要》，目的在于方便人们互相参照和研究。
后人依据新约中对观福音书的先例，将这三部作品称作“对观教会史”。就这三部作品的重要性而言，苏克拉提的《教会史》无疑名列前茅，因为后两部教会史均主要从它那里获取创作资料，汲取创造灵感。
苏克拉提是早期基督教时代最有趣和最有价值的历史学家之一。他于年前后出生在君士坦丁堡，至少活至年，亦即其《教会史》完成的那一年，一生经历过阿卡狄乌和提奥多修二世两朝皇帝的统治。
由于除了《教会史》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有关其生活情况的其他信息，故对其生平，大多属于推测。我们可以从《教会史》中得知，苏克拉提是在故乡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老师是赫拉狄乌和阿蒙尼乌，这两人均是出生于亚历山大里亚的异教语法学家，前者曾担任朱庇特神（天神）的祭司，后者曾担任希米乌神（猿猴之神）的祭司。
在当地宗主教提奥菲鲁的命令下，亚历山大里亚的塞拉皮斯神庙被毁，庙内神像被游街示众，由此引发了异教徒与基督徒的严重冲突，这两名语法学家也卷入其中。赫拉狄乌后来还夸口说，自己在该次冲突中曾亲手杀死了9名基督徒。
他们为了逃避基督徒的报复，从亚历山大里亚逃到君士坦丁堡，在那里教授语法。据亨利·瓦士的说法，苏克拉提也学习修辞，并协助修辞学家和智者特罗依鲁打理法律事务，因而他便拥有了“斯古拉斯狄库”这一别名，其意为法律学家。
弗里古森主编的《早期基督教百科全书》也认可这一说法，断言苏克拉提的专业是法律。克洛斯甚至认为苏克拉提就是一名律师。该书的编辑和英译者瓦勒修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苏克拉提是“君士坦丁堡法庭上的一名特别辩护人”。不过近年来，这一传统说法开始受到质疑。
苏克拉提一生几乎都待在君士坦丁堡，因此在他的历史书中，描述的大量事件均与该城有关。正如他本人所坦承的，他对该城所发生的著名事件描述得更为充分，这是不足为奇的，这部分原因是他聆听过或目睹过该城的大多数事件，部分原因是这些事件更加著名，而且被认为比起其他事件来，更值得记录。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位历史学家的真正精神之所在，即某种为了矫正错误而产生的有价值的焦虑感。苏克拉提的真诚还体现在他在第6卷开头所使用的类似表达中，他说，比起过往时期的历史，他对自己时代的历史更有兴趣，因为他对过往历史没有任何的亲身体验。
直接促使他去撰述一部教会历史的，是一个叫做提奥多尔的不太知名的人物；他在该作品中，曾几次提到此人的名字。苏克拉提本人的身份也不太明确，哈特姆·勒品认为他很可能在教会中担任某种职务，这只是一种猜测而已，从他谈及政教关系的超然态度看，他即便担任过教职，级别也不可能太高。
他续写了优西比乌以后直到他自己的时代为止的历史。其作品划分为7卷，涵盖了从年君士坦丁称帝起，至年即提奥多修二世执政第31年为止共年的历史。他自己在该书的末尾，则给出了一个象征着圆满的整数，即年。
在最初的第1和第2卷中，翻译过优西比乌《教会史》并对其作过增补的拉丁学者鲁菲努斯，似乎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过在不久后，由于阿塔纳修的作品及其他著名人物的信函屡屡展现在他的面前，他发现鲁菲努斯的一些信息并不太可靠，自己有可能受其误导。
他自己的陈述似乎表明，为了交出一部满意的作品，他曾对这两卷进行过重写。从这里可以看出，苏克拉提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其认真和严谨是不容置疑的。苏克拉提的总体写作结构，仍然沿袭优西比乌的做法，即以罗马皇帝的统治为中心。
如第1卷涵盖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第2卷涵盖君士坦丁三个儿子小君士坦丁、君士坦提乌及君士坦斯统治时期（—）；第3卷涵盖“叛教者”尤利安及约维安统治时期（—）；第4卷涵盖瓦伦提尼安及瓦伦斯统治时期（—）；第5卷涵盖提奥多修大帝统治时期（—）；第6卷涵盖阿卡狄乌统治时期（—）；第7卷亦即最后一卷涵盖提奥多修二世统治的前半段（—）。
不过，苏克拉提毕竟是一名大公教会的正统信徒，因此他的作品就不得不以突显正统派英雄人物为主轴，例如在该书的前4卷中，亚历山大里亚宗主教阿塔纳修的事迹几乎贯穿始终；而在后2卷中，则基本上以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约翰·克里索斯托姆为主角。从苏克拉提的这一作品中，我们不难窥见作者的某些重要思想内涵和基本特色。
苏克拉提作为一名继优西比乌之后脱颖而出的教会史家，其古典教育背景及特殊的个人身份，决定了其作品的党派色彩相对较淡，从而使它拥有了较高的学术价值。既然政治权力和教会利益均没有对他构成太大的压力，他就可以放开手脚去对既往的历史事件作出相对独立和公正的判断。
他以平实流畅的笔调，详尽叙述了基督教官方化最关键的多年里地中海东部地区教俗关系互动的历史细节，从而为后人理解这段非凡历史提供了权威依据。他在具体叙述到某个悬而未决的疑难事项时，常常是谨慎地回避武断的论定，让读者自行寻找答案。
在谈及有关皇太后海伦娜在圣地发现真十字架一事时，他坦承：“我的确是通过别人的报道而写下这件事情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显示出一名真正历史学家的本色。
他所引用的原始资料来源也比较广泛，其中最主要的教会文献包括优西比乌的《君士坦丁传》、阿塔纳修的作品、赫拉克雷亚的萨比努斯所编撰的公会议教令集及主教名录等；世俗文献包括优特洛皮乌等人的作品，甚至还包括利巴尼乌和叛教者尤利安等异教人士的作品以及一些叙事诗；
此外还包括了大量的口述资料以及苏克拉提本人的目击证据。这使得该部教会史显得较为充实和可信。当然，苏克拉提作为一名历史学者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
由于他长期居住和生活于君士坦丁堡，与该城以外尤其是与西部拉丁世界的联系比较有限，因此他所记述的事项，多集中于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部区域，对于西部教会的事情涉及不多，这使得其作品带有某种片面性，读者无法通过其作品了解当时东西部之间复杂的政教关系之基本脉络。
与其同时代的基督徒作家一样，苏克拉提相信上帝在某些关键的时刻，会借助超自然的手段对人间事务进行必要干预，于是他描述了不少他信以为真的神迹和征兆，这明显与他的理性精神相冲突，多少降低了叙述的可信度。
结语
在个别情况下，他存在着某种叙述上的混乱，最明显的例子是，在第4卷第28章中，他误认为诺瓦图斯就是诺瓦替安派的创建者。然而，尽管存在着或这或那的不足和缺陷，从总体上看，尤其与其后的历史学家相比，苏克拉提仍不失为一名具有卓识远见的和非同凡俗的历史学家，其《教会史》也不失为一部垂范后世的不朽之作。
